前言：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
阿基米德之所以能撬动整个地球，他华体会登录除了有个支点外，还因为有一支长长的华体会体育杠杆。
杠杆是华体会入口什么？本质是以小博大！用极小的投入撬动巨大的产出！放在金融领域来说，就是以较少的自有资金配备大量的负债，带动大额的投资，撬动宏达的资产，二者差距越大则杠杆越大。所以，杠杆就是负债、杠杆就是债务、杠杆就是借钱、杠杆就是信贷、杠杆就是信用、杠杆就是央行印钱放水。
当下中国，离不开杠杆
人类需要杠杆，世界需要杠杆，经济的运行需要杠杆，屌丝的逆袭需要杠杆，中国尤其是当下的中国，更离不开杠杆。
当中国与国外技术/资金/管理/人力成本水平静止势能消失后，唯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可生产率的提高是个慢变量、是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领导发个言官媒做个宣传就能立竿见影出成效的。
人终究要死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都活不过去，还讲那么长远的未来有个卵用？经济下行，需求就会不振，工厂就会减产，商品就会滞销，经贸就不活跃，百姓就会失业，社会就不稳定……反正经济不行麻烦很多！更别提两个百年目标了！
怎么破？人为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啊！可钱哪来呢？央行印啊！于是高铁来了，地铁来了，水利江河建设来了，棚户区改造来了……正如你看到的，各地方政府各大投融资平台也就四海八荒的组建起来了，征地拆迁修路修桥通水通电的大搞新区建设，可这些投入大多是负债借的。于是，整个社会的负债增加了，杠杆也就高了。
中央深深感到了杠杆危险，所以提出了去杠杆，可在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完成、产业升级尚未实现，并且还要保增长保就业的压力下，杠杆能停得下来？
2015年中，觉得股市有泡沫要去杠杆，结果稍微一碰去出来个股灾；2016年底，觉得债市有泡沫要去杠杆，结果稍微一碰去出来个债灾。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地方政府去杠杆、僵尸企业去杠杆、甚至房地产也要跟着起哄去杠杆，不就是胡闹吗？再去杠杆，去出个金融系统性风险责任谁承担？杠杆，你惹不起！
所以，在没有找到新的蓄水池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全社会只能继续玩借新钱还旧债的游戏，货币得继续印、杠杆得继续高、资产泡沫不能破——房价不能大涨，更不能大跌！
是的，在我的眼中，这祖国河山神州大地满是杠杆。
驾驭杠杆，做时间的朋友
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投资的收益在达到一个顶点（规模经济效应）后会逐步下滑，所以杠杆理论上有个上限，但如上文所述，加杠杆是不得已啊——毕竟我们要活在当下。
那杠杆的风险如何破呢？答案是时间，用时间换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在加杠杆的期间内，等待技术革新进步、产业消费升级成功、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用新增的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对冲掉超发的货币，从而降低杠杆到安全的界限。另外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对冲掉之前的债务——钱的数额没变，但钱的购买力和易得程度已非同日而语，就像现在的日元和韩币一样。
玩杠杆撬动的游戏，打的就是时间差，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这杠杆不断裂而维持的时间足够长，给我们腾挪的空间足够大。
国家玩杠杆上瘾，以致骑虎难下药不能停，别人加杠杆而你静如处子死不负债相当于钱被无情的掠走（货币贬值储蓄购买力下降），那作为广大的卑微个体又该如何利用杠杆撬动财富，并跟时间做回朋友呢？跟别人一样——负债加杠杆。
你有经营头脑那就负债经营，你有消费欲望那就负债消费，你有学习提升需求那就负债培训……你什么都没有那就负债买房——做一笔看空现金看多资产、金额起点百万的对冲交易，如果你买的是北上深的房子，那金额可就是千万大单，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让实际负债越冲越低（货币超发债务负担被稀释）、房子成为吸附超发货币的媒介，跟时间做回好朋友。
国家靠杠杆加大基建刺激总需求，企业靠杠杆扩大投资赚取利润，个人则靠杠杆增加负债做大资产，严格来说，整个经济体在短周期内都是靠杠杆（负债）撬动的。杠杆是个好东西，它也是一条不归路，唯有时间能消弭杠杆，可在旧杠杆去除后又得开始一轮新的杠杆，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并等待新一轮的时间再去消化它。
年轻人，杠杆长撬力大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以小博大看作杠杆的话，除了上文的金融资金杠杆，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华丽的杠杆旅程——以小的、固定的投入（体力/精力/时间/金钱等）博取一个巨量的、无穷大的收益（财富/名誉/社会地位等）：学有所成是杠杆、功成名就是杠杆、财富膨胀是杠杆、土豪发家是杠杆、屌丝逆袭更是杠杆……
时间的长度就是杠杆的长度，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的剩余时间更长所以杠杆更高，根据力学原理，杠杆越长撬力就越大用力却越少，所以有志向的年轻人都跑到一线城市去折腾了。折腾什么呢？像阿基米德那样寻找支点啊。一线城市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大，支点（平台/机会）多啊，说不定哪个偶然的巧合就撬来了一个璀璨的前程。
于是，在北漂沪漂深漂为代表的各种漂中，艺术家来了，他们既往的付出所凝结的商品（如画家的绘画）或服务（歌唱家的歌曲等）要在这里博取高溢价；创业青年来了，他们要把自己的想法/商业模式付诸实践并引来风投资本，以此撬动更大的产出；就连收废品的也愿意往一线城市跑，因为同样的时间付出能获得数量更大价值更高的废品，固定的成本能博取更多的收益啊，这不也是杠杆吗？
以上还都是些正派的、杠杆率合适的杠杆选手，那真正的杠杆玩家和杠杆高手是谁呢？空手套白狼！用极低的投入加天量的杠杆博惊人的暴利！这也不是谁都能玩的，它需要天时——时代进程、地利——社会环境、人和——个人的把控力等，它的杠杆高收益高可风险也大，稍有不慎把杠杆玩断了就会粉身碎骨，这种“要么天堂 要么地狱”的杠杆赌博还是要量力而行。
人生何处不杠杆？人生处处都杠杆！有杠杆的人生才会是跳跃的、精彩的、胜负难料的一生，趁着人年轻时间多杠杆长撬力大费力少，这杠杆加不加、用不用、折腾不折腾全在个人的人生选择，现在撬动人生杠杆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难，可要知道到了中老年会更难。
杠杆/泡沫以及财富转移
杠杆就是小投入大回报，借力打力透支未来，资金杠杆就是把将来的钱通过银行系统借入到当下，所以货币理论上可以短时间内无限扩大。
可社会财富却相对固定或增幅有限（表现为GDP的增长），当大家都加杠杆借入未来的钱时，钱的增多对应相对固定的财富会引发货币超发，这些杠杆加哪就会引起哪个领域的价格暴涨：信贷资金进入股市会引起股市泡沫，进入大宗商品就会引起物价上涨，进入楼市就会引起房价暴涨，2016年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上涨就是加杠杆的结果，所以控房价的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减缓地产的信贷杠杆（如提高首付标准/上调信贷利率/严格信贷条件等）。
所以，当大家都借贷加杠杆时，你的理性选择也是跟着加杠杆，否则你的财富就会在别人加杠杆的过程中被稀释、被掠夺。
可大家都在加杠杆追逐相对固定数量的标的物时就会出现资产荒，并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本质就是存量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要保住你的胜利果实就得在泡沫破灭前落袋为安。
这真的是个两难选择：你持有的现金/储蓄财富会在别人加杠杆的过程中被稀释，可你把现金/储蓄连带着加杠杆换成资产参与泡沫游戏时，又很可能在泡沫破灭后一地鸡毛。我们唯有希望这由杠杆吹起的泡沫维持的久些再久些、泡沫破灭慢些再缓些、伤害小些再低些。
如果对杠杆有了再深入的了解，你就会知道玩资金杠杆的最高境界是杠杆不断裂，关键是现金流能维持住；而人生杠杆的最高境界是寻找到杠杆支点，关键是个人的技能和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比拼的是耐力和持久力。
杠杆引致泡沫，泡沫分配财富，结果就是人生跌宕起伏、财富流转不断，如此循环往复，估计也只有大时代下的现今中国才有这样的际遇，结局或许惨烈，但这世上似乎再没有比钱生钱、钱赚钱、杠杆腾挪撬动大人生更刺激的经历了吧。
“
后记：
世界需要杠杆，人类需要杠杆，我们也知道了杠杆的种种好处，但杠杆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操作/运用/驾控杠杆是有门槛的，远非学套杠杆知识这么容易简单，它需要你拥有对钱/杠杆/事务等较强的把控力，而这也是很多人要提高的地方之所在。所以，杠杆要适度适量，并控制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
但不管怎样，仍建议你趁着这势不可挡的国运、跟随国家杠杆的步伐，体验一场以小博大的加杠杆人生。
可怕的不是杠杆，而是用杠杆撬什么，金融杠杆之殇！
1.房贷是债务，债务是刚性的，是以居民收入的现金流偿还的。房价能涨到多少，短期内可能由资金等多种因素推动，长期而言还是由居民收入的增速来决定的。研究房地产杠杆率，指标的选择非常关键，之前很多研究的指标选择（比如房贷存量/GDP）都存在较大问题，未能客观的衡量房贷杠杆率。
2.居民杠杆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是更需要担心的是短期内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分布不均（低收入加杠杆），美国“次贷”危机前居民部门“加杠杆”就是如此。但由于一线城市房价20年未下跌，很多人已养成了“XX永远涨”的预期，并根据这个经验和预期，较大幅度使用杠杆买房。最好不要轻易的外推历史的经验，虽然过去房价每次下跌，事后看来都是买点，那确实因为之前经济整体的基本面不错。未来如何，得把自己个人的收入预期，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政策可能的变化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3.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居民房贷杠杆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从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可以看出来，即使城市化率不提高，存量房贷杠杆率依然有可能会上升，更不要说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阶段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但是相应的存量房贷杠杆率指标已大幅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水平，也以超过其史上最高点。且城镇化过程本身也将继续带来房贷存量杠杆率的上涨，这值得我们警惕。
4.从总量数据来看，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不担心出现较大问题而利用居民资产负债表加杠杆的过程。后面想再让居民部门这样短期内大幅度加杠杆而不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低，也对居民部门未来在不严重影响消费等其他经济行为的情况下，大幅度加杠杆的能力存疑。
5.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问题较为严重，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房价的问题，还涉及到城市和土地的规划，城镇化总体思路，对于人口管控的规划，地方财政等其他问题。之前大家担心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问题。现在也需要担心一二线城市普通居民的杠杆问题，尤其需要警惕收入处于最低的10%但在这两年承接了较多房贷的居民的放贷杠杆问题。
6.宏观数据告诉我们，当前居民房贷存量杠杆率（居民人均房贷存量/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交易杠杆率，房贷与居民部门各种资产比较的指标都值得警惕，未来需要紧密跟踪。
7.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估计房地产何时到达短期的高位，或是否到了拐点，从宏观数据上倾向于认为短期的高点会在一年之内达到，但这并不确定。若想要一线城市房价有较大幅度下跌，可能需要多种触发因素。
8.房地产是否会引发危机，是否可以和美国次债危机前作对比？光看宏观数据，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需要更加微观的数据。我们需要追踪的是房贷的承担人是否有能力还款，尤其是承担房贷人群里面收入最低的10%，这是问题的关键！
9.过去两年居民加杠杆的速度太快，可能是由于人口高峰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投资投机购房数量的大幅增加，我们需要了解杠杆主要是由刚需推动，还是由投资投机推动，各自对应的人群的收入财富状况怎样。这些信息宏观数据看不出来，但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对此有深入的调研。
10.所以我们要把房贷的微观数据和居民收入财富的微观数据映射起来。如果房地产杠杆主要加在富裕阶层身上，可能问题会好很多。但是考虑到他们买房普遍比较早，且房屋数量较多，感觉更应该担心这两年由于人口高峰期等压力而被迫加杠杆买房的刚需人群。但也要紧密跟踪一部分人群利用杠杆进行投资或投机购房的行为。
11.微观数据是决策的依据。而从银行得到的一线数据的可信性可能有问题。有关部门需要立刻进行相应的微观数据调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微观数据不可得，使得我们去用宏观和总量数据对现状进行揣测，这有点盲人摸象的意思。
12.个体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自身定位，理性的分析数据。个体买房主要是看自身预期的未来收入是否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速，如果收入增速能超过房价的增速，那问题并不大。但不是每个个体的收入增速都能超过房价的增速，也不是整个社会一直都能保持这么高的收入增速。所以政策制定者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也就是SocialPlanner的角度出发，一定要避免发生萨缪尔逊所说的合成谬误。
13.房贷的杠杆率，房地产发展存在一定问题，虽然现在看上去还处于可控的状态。但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似乎似乎不多了！
版权：来源 《财经》 作者 郝一生 原文名《警惕高利贷搅了中国梦》
金融交易过热，会增大虚拟交易市场的货币需求，大大拉升市场整体的利率水平。高利贷或高利率，正在抽掉中国经济增长的釜底之薪。
中国经济在减速，且滑坡的速率令人担忧。专家学者、国内外研究机构对其原因的分析众说纷纭。到底是什么原因让30年来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开始滑坡了呢？
“资产荒”与“资本纠结”
美国麦肯锡公司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是全球最高，占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而美国仅约20％。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美国的4倍。中国金融界的就业人数不过558万，却赚得了7.7亿人辛辛苦苦创造出来利润的80％。
2015年中国其他服务业增长9.2％，房地产增长仅3.8％，而金融业却增长了15.9％。2016年1月－7月，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为2.95％，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仅为1％，中国的脱实就虚还在以近2倍的速率加速。
即便按照2015年统计局的数据，金融业收入占GDP比重8.5％，这意味着只占就业人数0.7％的金融业，其人均收益要比其他行业高约12倍。如此高的金融成本，意味着实体经济企业除了为金融业交租之外所剩无几，谁还愿意向实体经济投资？
中国的银行贷款利息约为6％、债券收益率在3％－4％，而高风险金融产品则承诺提供11％－14％的收益率。于是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包括一些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优惠利息贷款中的一部分，也会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流到高利贷市场去赚取利差。
所谓“资产荒”是指没有人投资，更准确地说“资产荒”似乎应当是“投资荒”。而“投资荒”的本质是“资本纠结”，就是说并非所有投资都无人问津，而是与实体经济投资相比，其他投机方式会显得更具魅力和诱惑力。
例如，温州模式在这几年转变为区域集群投机（温州中小企业集群），转变为“温州炒房团”后，大量民资开始外流，温州同时也成为民间高利贷盛行之地。此后，温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地区。
“温州衰落”的背后，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可能遇到的“资本纠结”：实体经济投资预期渺茫，投资者不知所措、进退两难。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M1与M2之间不断扩大的剪刀差，它反映出短期存款在不断增加，也就是人们手中开始大量滞留现金。太钢集团2016年活期存款资金比往年高了约10亿元，其他一些煤炭集团的存款规模上升到几十亿元。
2016年7月中国的M1与M2的“剪刀差”已经扩大到15.2个百分点，而且M1与M2增速背离的现象还将持续。更令人担忧的是，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则十分罕见地负增长26亿元。
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滑坡的结构看，制造业中以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降幅最大，同比下降12.8％。此外，有色金属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降幅都在5％左右。企业新增贷款负值，是2005年7月以来的第二次。
回归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2008年金融风暴后各国的主流“国策”。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莫衷一是。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只靠金融套利虽然短期可能获利，但长期会失去国家的根基。
1730年以来人类所谓“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机器生产自动化的不断升级。用尽洪荒之力都未必打得赢人家的今天，有关部门却要求企业：“中国制造2025”不能一哄而上。
“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一句话：早上岸、早解脱。”东莞某灯饰厂唐老板的这些话，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两年前将工厂关闭后在广州买了4套房。
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接近零
很明显，中国企业和个人都在“持币观望”，既不敢在投资利润率已经降为零甚至负数的情况下贸然投资，也不情愿资产在负利息的环境下存入银行。
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的利润率已经降到什么程度了呢？
从图中可以看出，扣除物价因素后的中国投资毛利率已经从2004年的最高点18.89％，下降到2015年的0.17％。也就是说，在2004年投资5.3年就可能收回；而到了2015年，实体经济的投资需要58.8年才能收回。
投资利润率如此之低，还有谁愿意铤而走险？
中国政府并没有坐视投资下滑，2.2万亿元的PPP项目投资为冷却中的市场带来希望，但民间投资萎靡怎么办？在这一现状背后，确实有预期投资利润率下降（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力成本推高，原材料、运输等其他成本的推起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几乎所有将从中等收入“毕业”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偏偏中国在短短几年投资利润率突然从约18％一下降到零甚至负数呢？
净投资（总投资－折旧）的增长，最终决定GDP的增长。民间投资不振是中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而导致实体经济投资降温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沉重的融资成本负担已经挤压得实体投资都无利可图。即便那些自己就有钱投资的人，也会将直接投资转向理财市场获利。
作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流动性宽松下的经济低迷”的认知并不准确。因为央行信贷扩容并不能视为“流动性”宽松，而只是货币量宽松（将“货币流通量”等同于“流动性”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错觉）。
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货币量虽然很宽松，但货币的流动性却存在偏流，即货币供应量的扩容可能只是在满足投机方向的货币需求，而不能反映同时满足了交易（投资）方面的需求。
用“流动性陷阱”概括当今中国经济现状也不准确。凯恩斯的所谓“流动性陷阱”的本意，是不论利率怎么降低货币都不流动。而中国的现状是：虽然货币量很宽松，但货币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却较少向实体经济流动。所以，对目前中国现状更为准确的表述似乎应当是：“货币供应量宽松下的投资低迷”。
“高利贷”遏制经济增长
所谓“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那么，中国的法定利率是多少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入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国民间借入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如果按照美国金融业利润占比计算，中国金融业的收益占比已经是美国的4倍。说的严重点，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高利贷”国家。但问题在于“合法”与否的边界，不应当只是一个量的限制，而且应当包括质。就是说，即便借贷实际利息没有达到同类贷款利息的4倍，只要那些利用职权或特殊地位恶意或变相推高利率、并将利息差额的一部分中饱私囊者，都应视为“高利贷”。
比民间“高利贷”更可怕的，是“影子银行”与银行联手哄抬利率。例如，银行业务经理或职员串通“影子银行”或其他民间融资平台，将正常银行贷款转贷后获取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自己从中获利。这种哄抬利率的行为至少应当视为“类高利贷”，与“高利贷”属于同等性质的刑事犯罪，其性质比“首付贷”恶劣得多。
目前，中国超过15万亿元的影子产品是由银行发行，相当于银行资产的8％，资本缓冲的92％。更有甚者，一些高风险金融商品的背后是那些让银行头大的不良债权，银行将不良贷款改头换面装进投资证券，以美化报表、减少风险金计提。
IMF警告：中国接近一半的影子信贷产品存在加速违约和损失的风险（中国影子信贷产品去年增速达48％，总规模提高到40万亿元，相当于银行企业贷款总额的40％、GDP的58％）。
目前103％的信贷用于购房，调控政策下的强劲购房需求，反映着中国被压抑的城镇住房刚性需求。在银行背后民间金融平台或金融机构，它们以远超银行贷款利率贷出去的钱到底去哪了呢？
很显然，在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接近零的环境下，没有人渴望借钱投资实体经济。当今敢于在民间金融机构高息借去的钱，绝大多数是被拿去金融市场炒作，比如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和其他衍生品。
黄河宜疏不宜堵。不是说不允许金融投机，没有投机就没有交易，有了闲钱是否参与金融交易是每个人的选择。问题是，金融交易的升温或过热，会增大虚拟交易市场的货币需求，这必然会大大拉升市场整体的利率水平。
水往低处流，资金也会跟着利率向高处走。国内金融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一旦资本自由化大门被挤开，那就不仅是大量资本外流，也是国内投资的大量失血。
可怕的不是杠杆，而是用杠杆撬什么
证监体系下的私募资管计划“资管新八条”后，信托、银行的资金杠杆也将被收紧至1∶1。全面降杠杆“全面”的背后，是中国大一统体制的典型范例，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家是国家公务员，自然令行禁止，没有人愿意丢了乌纱帽。然而，任何实体经济活动要增长都需要增加投资、需要周转资金，新项目更需要前期投入。
有杠杆是国家经济活动兴旺发达的象征，对杠杆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一棍子打死。问题并不在于有杠杆，而在于用杠杆借来的钱去干什么。如果绝大多数杠杆来的资金都投向了实体经济，那就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再现；如果这些借来的钱都去搞金融投机赚取差价，那么到头来中国也总会有像雷曼兄弟那样的巨无霸轰然倒下的一天。
实体经济去杠杆，或“被去杠杆”的整个过程，就是实体经济和收入增长被萎缩的过程。危险的不是杠杆本身，而是杠杆投机后的巨额亏空带来的金融震荡。
2016年以来中国共有36只债券、17个发行主体发生违约，比去年同期（7只）增加了414％，是去年全年的（19只）的近2倍，涵盖短融、超短融、中票、企业债、定向工具和私募债等全部债券品种，违约本金约达236亿元。
与此同时，年初以来已有近百家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主体信用评级遭到下调，负面评级事件发生频率较往年大幅提升。违约的原因林林总总，但因借债利息被整体利率水平拉高而不堪重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杠杆放大带来的亏空，导致大型金融机构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社会恐慌就会诱发经济危机。如果这样，国民经济就会被彻底打乱，原本正常的供求关系会一下子落入“恐缩”的深渊，本来不愁卖的商品也会因为突发性需求萎缩而滞销在仓库里——生产才会“被”过剩。
实际上，中国实体经济领域杠杆风险的重灾区是国有企业。反正银行和企业两头都是国家的钱，没有人会因杠杆后资不抵债而自己倾家荡产，何借不为？
非国有经济的老板，就没有哪一个敢往死里借债，因为谁都不想死。他们真的到了资不抵债的还债期，是不会像国企那样有“央妈”来救驾的。
日本失去的20年
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崩盘，牵连房地产价格也随之崩溃。在此后的20年中，日本持续萎靡不振。这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谜。1929年的“大萧条”也不过六年之后经济就开始恢复，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也只有不到一年的衰退期。战后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如此优秀的日本，怎么20多年了还看不见起色的迹象？
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并非泡沫崩溃所致这么简单。经过高速增长财富积累后的日本，有点像今天的中国，比泡沫崩溃造成的资产价格下跌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已经尝到了一部分人靠金融交易可以暴富的甜头，很多人不再愿意艰苦奋斗、风险创业。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一心想投机取巧，一夜暴富。
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确实由于日元升值、工资待遇上涨，人工成本已经提高到了无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开始外流。但在1990年以后离开日本的资本中，70％是投向国外金融投机，只有30％是投资实体经济。且这些所谓的海外投资对日本GDP的收入贡献很小，远不能抵消国内投资减少带来的收入下降、就业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再加上日本政府一味追随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国内消费”的荒谬政策，最近安倍政府不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一次计划向低收入者一次性发放1.5万日元，以刺激消费。这与2012年安倍晋三提出的三支箭之一的“唤起民间投资”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净投资不增长，GDP增长如何维系？
刺激消费或政府替代消费只会进一步导致大量资本被政府赤字消费所消耗，实体经济投资的资源同时被一点点抽干。
改革开放30年，穷困多年的中国人的口袋里终于有了一点积蓄。如果今后中国人也像25年前的日本人那样，多数人从此只想靠放贷或投机套利谋生，最终谁来支付这些高利贷的利息，谁来养活13.4亿中国人？
高利贷或高利率，正在抽掉中国经济增长的釜底之薪，让百年不遇实现“中国梦”的机遇搁浅。羊未亡而补牢，也许还为时不晚。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资本金融计量中心主任
跨越时空的思考：反思金融杠杆之殇
作者 刘煜辉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人民币交易与研究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 人民币交易与研究 ID: Trading_CNY
流动性陷阱？
没有比以下这张图更能浓缩地描述今天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现状。以往，中国经济运行中也曾经出现过M1增速大于M2增速的情形，对应的是经济上行周期的波动，但此次却完全不同，对应着经济下行周期，含义自然不同。
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有涨价风险；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有经济过热的风险。
在欧美经济体系中（他们的M1、M2的含义与中国略有不同），M2增速长时间处于低于M1增速的时候，意味着经济信用创造（信用投放-投资-货币派生）失灵，也就意味着经济系统性风险越来越高。但是，在M1增速上升的初期，由于市场中流通的现金增长，一般会继续推动资产价格（股市、楼市），但是，当M1增速超过M2增速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形成经济危机（或其它类型的危机）。2007年底，耶伦曾经谈到，美国经济似乎不再创造信用，2008年的9月，发生了次贷危机。
央行的盛松成司长曾提出“企业流动性陷阱”的观点，虽引发概念上的争议，但大家对背后之机理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当经济生活可以创造信用也即资本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就会推动存款定期化和长期化、信托类存款增长，等等，带动M2增速上升；相反，M1增速上升。由此就可以看到，中国M1增速从去年10月就开始超过M2增速，说明经济活活中（尤其投资）产生信用的能力不断下滑，而现金和活期存款不断增长。由于去年四季度处于这一过程的起始阶段，当现金和活期存款不断增加的时候，就会推动资产价格，在中国当然是推动房地产。但这种推动作用，按规律来说一般只能持续一年左右。因为经济生活不能创造信用，意味着不再创造财富，当实际购买力耗尽时候，这一时期就结束了。但中国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人民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资本项目的管制，加之国有经济部门能够攫取大量最便宜信用资源的体制，所以央企可以不断制造地王，维系资产价格，这些或许可以延缓这一天的到来，但难以改变结果。
因为今天产业已经托不住金触地产，金融地产托不住财政，财政托不住债务，债务托不住货币（汇率)。简单讲，中国可贸易品部门（产业）已经托不起不可贸易品部门（金融和地产）了。产业资本的生产率提不上去（边际报酬率，MPK衰竭厉害），因为不可贸易品对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太贵，金融地产从经济中抽取的“租”太高，产业被榨干了。货币价值（购买力、汇率）与本币资产价格之间严重背离，最终的趋势和结局也就难以改变。
经济的癌症向金融系统转移
盛司长通过详尽的数据解释了这一状态。对此我们都非常赞同。在这里，我们试图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看这一状态的由来。
为了挽救经济杠杆（在中国，高负债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类政府经济组织），延滞风险的爆发，过去几年，在体制的路径依赖之下，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向来处理。
一是让居民户加杠杆，目的是拯救濒临悬崖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的特殊安排（生命线）。驱动储蓄承接地产商的债务，然后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最终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
二是释放大量长期信用维持地产和平台的债务链，比方说债务置换（用长期、低息的负债大量去置换短期、高息的负债）、不允许银行从僵尸产业中抽贷、包括债转股等等。客观上都是在牺牲银行体系资产的收益性和流动性，显著降低其资产的周转率，由此造成了经济风险往金融系统转移。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中传统的几个“爆点”风险似乎都在下降。经过债务置换和融资井喷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变得很有钱，而且是长钱、低成本。所以地王频出。以前地方政府四处求银行放款，现在是银行求地方政府给点资产，基准利率还可以下浮。只要不乱投资，在未来2-3年内发生资金链断裂的概率小。国企撇帐有点像是一个大宅门内的子女之间闹纠纷，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事。有些人看出来了大家长的心思，就是想切金融的肥肉，“耍点赖”就发生了，但你说会一下子闹到家庭破裂的地步，概率也不大。大家长制止这种事比涉及到体制层面的国企改革还是要容易得多。
但整个金融系统却被激励至“逆向选择”的方向，金融部门的资产快速膨胀，我们看到了，一个激进的资产端与一个激烈竞争的负债端。其结果是：
一是负债端的久期越来越短，比方说万能险的繁荣，把实际久期为一年的资金投入到久期长至十几年到几十年的长期股权投资；看看回购市场，2010年日均回购规模在5000亿，2014年大致在8000亿，现在的日均规模得在4万亿，原因都很简单，负债端需要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涌入才能维持激进的资产端；
二是负债端的成本居高难下，资产管理机构如果想维持规模就必须接受近似刚兑的高息负债。如果有的机构为了保持规模快速增长，采取相对高息的策略，那些报价策略保守的机构可能会面临规模下降的危险。
在这样的博弈格局中，采取保守策略的机构可能先被淘汰出局，随着规模的下降，原来的问题还可能有更多的暴露，所以博弈的结果是被迫会接受较高的资金成本，拼规模成为了“能活下去”的必选。
以上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词“庞氏”。博弈的最后必然是，所有的交易者都成为中央银行的对赌方。
万能险的繁荣与保险资金举牌
2010年日均回购规模在5000亿，2014年大致在8000亿，现在的日均规模在4万亿。看这张图，规模呈现指数型增长。结构上，隔夜类的资金比例从90%以上提升至97%以上（换句话说吧，长钱从10%下降到3%以下，全是短钱）。短钱多是杠杆，现在的回购市场已经更多服务于加杠杆套利的需求而非真实的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需求，而且背离度越来越大。一个呈指数增长的杠杆市场正在加速来袭。
国民经济四张部门表：企业、居民、金融和政府，如果为了延缓企业债务的出清，把居民和金融的表搞坏，最后就只剩下中央政府的表了。政策的空间会进入十分逼仄的状态。
所有这一切根子都一样。难以突破既有的利益藩篱，无法正面突围，深陷结构性改革的“陷阱”。
金融空转和金融加杠杆
回头看，2012年对于中国是个确定性的分水岭。“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框架从2012年开始失灵。美林时钟被玩成了“电风扇”。原因是债务出现了庞氏状态。投资的收入不能cover掉债务的利息。
传统的库存周期和美林投资时钟失灵
中国靠金融业繁荣托举着羸弱的经济增速
“脱实入虚”，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实”过。金融开始空转，金融开始独自繁荣，开始时是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到今天是琳琅满目的披着“互联网金融”马甲的财富管理平台和越来越复杂的嵌入式投顾的交易结构。
中国虽然没有庞大的标准化的衍生品市场，但中国有很多灰色的抽屉协议和配资的交易结构，那里面藏着很多杠杆，它们像一根根灰色的吸血管扎入到低效率的正规金融体系。
我们怀疑现在的中国金融管理层是不是能实时地监控到金融市场真实的运行状态。今天银行做一笔10个亿的委外投资，通过多层交易链条的传递最终可能会形成40个亿的资产规模，才能做平这一交易结构的成本，也就是真实的杠杆可能远高于监管分机构的平均统计数据。
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回报中获得足够收入，那就只能通过金融交易来创造价差，加杠杆，加大久期错配，有意识地低估风险。在松垮的地基上靠金融交易的“积木夹”搭建的资产楼阁越来越高。
当下中国是金融供给不足（金融压抑），还是金融供给过度。的确不太好讲，这涉及到对过去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金融自由化进程的评估。在城市土地等不可再生类的要素由政府主导资源分配体制下，财政改革和国企改革缺位，金融自由化的单兵突进，除了把国有经济部门都变成了“资金”掮客和影子银行，没有看到金融结构的变化，留下的只有套利和金融杠杆膨胀。
这个特征很好理解。因为在债务周期上升末端，经济四部门（政府、企业、居民、金融）中唯有金融部门杠杆加得最凶。2008年之前的五年中，美国金融部门加杠杆对整体债务率上升的边际贡献达到了60-70%。金融同业和衍生（杠杆）交易形成资产的比例快速上升。2012年之后的中国，不也是如此吗？
在金融危机前美国债务率的部门结构的变化
银行资产越来越大，都说银行资产配置荒，荒在利差上，所以银行逆向选择要把资产搞大（1月份增速是16.8%），一是想把利润补回来，二是迫于不良的压力需要做会计腾挪。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委投（把资产委托给资管、信托、券商）做，所以银行对非银同业资产增速1月份干到76.3%。
拥挤不堪的金融市场
中国的债务市场与三年前最大的变化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与负债端的成本出现了倒挂，裂口发散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脆弱性显著上升。2013年融资很贵，融入一笔钱可能要10%的成本，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笔收益15%的资产，把这个钱卖出去。今天4%以上的融资成本去支持3%的资产收益率的交易结构普遍存在。这个裂口只能靠加杠杆、加大久期错配 、有意低估信用风险甚至是流动性风险来弥合（资产端愈发激进）。
金融市场依然拥挤不堪。大家交易的主要是情绪，而不是风险，各种利差全面被压缩，债券收益几乎只能寄希望于价格上涨带来的资本利得。交易是因为相信后面有比我更难受的交易者会继续增加杠杆，也是因为相信央行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拼死也会维持这个脆弱系统。风险定价显得没有意义。
是“资产驱动负债”，还是“负债驱动资产”？
现在大家谈商业银行转型，言必称大资管模式。在过去五年中,资产管理行业一直是中国银行业最璀璨的明星。资产管理行业规模扩张速度曾多年持续保持在50%以上，据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管理资产规模在2015年底已经达到了90万亿（部分重复计算）。是“资产驱动负债”，还是“负债驱动资产”？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一个“金融压抑”的经济走向“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可能更多是后者。
放开初始，生息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金融压抑给利差以保护期，意味着只要能吸引来资金，利差收益就非常丰厚。决定着所谓资产管理最初就是在拼抢募资能力，用较高的预期收益吸引资金，用信用度高的牌照和隐形刚兑来吸引资金，用丰厚的提成来刺激渠道，规模快速增长几乎成为资产管理机构的第一目标。用各种形式吸收资金（拼牌照、拼渠道），再以各种交易结构放贷出去，赚取利差，本质上还是间接融资体系下的信贷扩张的延伸，即银行的影子。
“懦夫困境”与“洪荒之力”
纳什均衡中有个“懦夫困境”的经典案例。单行车道上，两辆高速行驶相向而行的车，谁都不让，必然车毁人亡；博弈的结果是胆小的一方让开道。今天的金融市场如同拥堵在一个交通路口，一头是中央银行，一头是淤塞在一起的、越聚越多的众多套利结构。交易者往往都先验地认为，在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中，央行会是那个最后的胆小者。
今天的金融市场认为只需要烘焙出央行的一个隐形承诺（不敢放弃宽松货币）就足够了，剩下的事他们都可以自己完成，这就是金融的特质，自我強化，自己可以制造臃余资产。这才是真正的“洪荒之力”。
“豪赌”支配着金融市场的神经。坚信货币宽松全球趋势，西方深陷长期停滞的陷阱，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不断QE，中国也会继续货币宽松，流动性泛滥不断制造臃余资产，继续支撑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抓住机会做大做强，对于追赶者来讲，这是实现弯道超车的黄金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的确，过去三年的经历不断在强化“富贵险中求” 的赢家理念。一个月前还可能触及平仓线之危的宝能，转眼之间可以浮盈300亿。金融市场的交易者感叹“时间荏苒，白云苍狗”。
一个缺少变化的、被人看死的货币政策预期，以及由此生成的“央行信仰”，钝化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也会将央行自己和整个金融系统逼入了“绝境”。
情绪之下，市场的卖方机构甚至有点漠视央行的存在，“2.25%红线在不在都无所谓”。
债券收益率的高度“平坦化”之后，市场就开始烘托“牛陡”的气氛，中央银行现在要说服市场且让市场相信她能够坚守住2.25%的利率走廊防线（7天的回购利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收益率和负债成本的倒挂越发严重，在低风险资产上进一步加杠杆，并将“资产荒”演绎到极致。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收益率越下，所需杠杆率越高，所需资产就越多，机构越是疯抢，最后就只能看市场自然力的造化了。
没有风险定价的市场信仰会变得脆弱，央行现在的策略是在“飞轮里面掺沙子”，比方说抬高14天逆回购利率，抑制套利杠杆的过快上升，拥挤的市况下，信用市场高波动很容易发生，踩踏（流动性冲击）如果发生，短钱长配的交易结构将直接面临高收益兑付和资产贬值、收益率下降的夹击。所以“看到低利率-零利率不算什么，捱到零利率还活着才是真牛”。在“低利率、高波动”的环境中，交易者只有相信常识才能约束自己和宽慰自己。
没有金融降杠杆，经济的去杠杆很难开启
研究西方经济体所经历过的债务周期调整过程，可以检索出相似的逻辑路径。
债务周期的调整都是先从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的解构开始的，降低金融密集度，由此引致资产缩水和债务通缩的压力。非金融部门的债务重组（在西方主要是私人和家庭，在中国主要是国企和类政府实体）一般在资产价格缩水之后才可能会实质性发生。
没有金融降杠杆，经济的去杠杆很难开启。如同去产能不可能在价格上涨的状态下开始，债务重组也一样，如果我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融资，非常便利地借到大量的钱，资产市场还在高位，土地市场依然活跃（“地王”频出），怎么可能把债务合约的相关利益人都请到谈判桌前来商量缩减债务的事情？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金融部门压杠杆所产生资产通缩的压力，才会促使非金融部门进入实质性的债务重组的谈判。
为了应对由此系统性的宏观风险，政府对应的是一套避免经济长期萧条的超常规货币财政方法。
市场上有很多人期待推出中国式的QE，希望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央行能够把债务的包袱直接赎买或者兜取，进行杠杆部门间的大挪移。为什么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推出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价格谈不拢。如果中央政府真把烂资产收下来，关键债务主体的资产价格要大打折扣。压缩到一个程度，超常规的措施才能把它收下来。不然现在这个价格兜下来，太贵了。
说实话，我们没见过资产还在高位，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就跑到前台去承接杠杆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缩水的进程。
超常规的财政金融办法不是带领中国走出危机的手段。不能为了去杠杆而去杠杆，去债务而去债务，实际上是形成一种环境来推动供给侧改革。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是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改革的。
金融整肃是及时和正确的
中国经济在加速膨胀的金融资产和快速收缩的投资回报中艰难以求。我们显然意识到自己巳包裹在危险之中。
首先清理金融风险无疑是正确的。某种程度这是一个修正“金融自由化”的过程，由繁杂浮华到简单朴素，甚至原始回归。毕竟已经混乱了五年有余。当金融稳定和降低系统的道德风险成为选项后，金融创新和自由化会被先搁置一边。常理上讲这是一个降低系统厚尾风险的过程。当然矫枉过正，下手过猛也可能形成短期过大的挤压。但我们迄今所看到的过程还是有章法的，正面的流动性压迫式的挤压（如2013年钱荒）几乎是没有的，更多是迂回，构建超级金融监管体系，清理和扫荡监管的真空和盲区。
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都陆续出台了对资产管理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指导，主要限制了监管套利和过高的杠杆，资产管理行业野蛮增长的时期已经落幕，通道业务已经式微，行业即将开始升级重构，从影子银行到资产管理，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正在重归资产管理的内核。
“强监管、紧信用，顶短端（利率走廊的下沿）、不后退”可能是未来中国金融政策的常态。
如同当初金融杠杆和负债将资产推到高位一样，现在要经历的是一个反过程，资产价格是由边际力量决定的，如果金融杠杆上升的力道出现衰竭，比如一季度，整个金融部门资产膨胀的速度是18%，如果这个18%的速度不能进一步提速到20%的话，那么金融资产也就涨不动了。如果未来从18%可能要跌到17%，跌到16%，甚至跌到15%以下，那么所有资产都将面临系统的压力。这是一个货币消灭的程序，金融空转的钱是会“消失”的，即当风险情绪降低时，货币会随着信用敞口的了结而消失。
洗净一些铅华是好事，少了那些浮华，经济和市场自身的韧劲会显现出来，只要不选择撞南墙（让树长到天上去），中国不用太担心。鉴于中国信用繁荣的内债性质，政府在必要时有足够的能力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流动性实施双向的管控，外部头寸的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以及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潜在空间，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概率并不高。
未来的资产价格调整可能要更倚重于结构性公共政策（税收）来解决，才有解。与过度金融交易和房地产税收相关的公共政策选择，可能不亚于金融监管的具体技术和金融数量以及价格（利率）的调控。
“闷骚”式的资产调整概率最大
如果要问中国资产价格调整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闷骚”一词最形象。肯定会有非市场力量干预出清的过程。比如说资本流出的管制，把门关起来；比如说阶段性地释放流动性，来平滑价格出清的压力；比如直接入场进行价格干预。但是整个趋势的力量是难以改变的。
资产的重估虽然从价格的调整上表现迟缓，但趋势的力量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即交易的频率显著下降（高频-低频），流动性显著变差，让时间成本去消耗虚高的价格。信用债市场是一个例子。如果错失了短暂的资产结构调整的窗口，可能很多标的就进入了一种有价无量的状态，一夜之间交易对手全部消失。
股票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可交易标的越来越集中，比例越来越收缩。大部分股票向着换手率历史的低水平回归。而流动性溢价（显著高的换手率）是A股估值的重要基础，即A股有交易（博弈）的价值，低投资的价值。如果资产交易状态进入向低频率回归的趋势中，流动性溢价会处于耗损的状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重估。
预期未来地产调整也一样。过去几年靠套利的交易结构所形成的资产都有被“闷”在里面的风险，比方说信用债、PE/VC、新三板、定增。
低利率、高波动的环境下，固定收益作为资产管理的基石，可能被撼动，固定收益的高夏普率时间可能过去了。中国只不过晚到了一步而已。负债刚兑也是因为客观条件上保不住了。监管套利和杠杆受到严格限制，投顾的交易结构受到清洗后，负债端产品的预期收益只能将被迫下降，倒悬裂口收敛。逻辑的外延会逐步传递至资产端（房地产和土地）。
我们即将面对泡沫收缩的时间
未来（明年）所有资产的波动率一定会显著上升。利率的“大空间、低波动”的时间已经结束，“小空间、高波动”的时间或已经开启。看到零利率不是那么重要，捱到零利率还活着最重要。交易的赢家最终拼的不是信仰，拚的其实是谁家的负债端能扛，今天交易者心灵煎熬的程度取决于其负债成本管理能力的大小。因为现在资产的流动性状态全靠信仰在撑。
流动性作为一种宏观资产，其战略重要性会被金融系统越来越重视。悬崖勒马，见好就收，如果认同继续宽松、继续放水不可持续，货币必然收缩，那就应该加强控制负债端的高成本，增强资产端的灵活性，不再押宝负债驱动资产式的扩张，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度过潜在金融收缩期。
我们或将面对：一个泡沫收缩的时间，一个由虚回实的过程，一个重塑资产负债表、重振资产回报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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